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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力奋:我们曾是书的饥民丨见书

来源:大家 时间:2019-02-22



书的命运,也可以是国运的缩影。三年前,我从伦敦回老家上海,重返母校复旦新闻学院任教。正逢当年的复旦读书节,图书馆馆长、中国现代文学教授陈思和先生邀我做主旨演讲。我决定说一说有关自己与书的故事,题目叫“访书”。每一本书,无论优劣,都有一己命运,难以预测。每读一本书,都是我们对它隐秘的窥视与拜访。


多年前,我到北京出任FT驻华记者,从伦敦海运回近70箱书。记得中学时,文革刚结束,国家百废待兴,新流行的标语里,有一句是洋人培根的名言 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当书箱运抵复旦,卸下,堆在办公楼前,我脑中迸出一个念头:“知识就是重量”吧。两天后,所有顶天立地的书架爆满了,只有一半的书找到了归宿。不幸的一半,仍躺在纸箱里,不见天日,渐被遗忘。好几次,为了查阅一本书,明知它躲在某个纸箱的黑暗里,但遍寻不得。未能善待安顿这些书,找不到它,是对我的惩罚与报应。


去年夏,我从伦敦又运回上海十多箱书。某日,我接获海关通知,大意是因带回的书数量太多,已按新规扣在海关,并可能退回始发地伦敦。惊愕不解之余,我跟海关强调,这是我回国服务的教学研究必需。校长派员出面协调,海关通融,几经波折后,数百册书终于送抵复旦。


书荒与手抄本


我出生在1960年代,撞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是饥民的一代。等到四、五岁稍懂事,中国陷入无书可读的年代。文革爆发,书和古典音乐几乎都禁了。幼年的记忆中,与书有关的,印象最深的居然是焚书。那是在母亲教书的学校,是夏天。戴着袖章的红卫兵们,嘻笑着,把图书室的书刊抛到操场一角。学校停课了,学生们自由放风,进入狂欢季,随手往火堆里扔几本书,像是一场野外的烧烤游戏。我捡到几本小人书,一本是“白毛女”电影连环画,黑白的,色调偏蓝。阳光温和灿烂,并不像是革命的天气,耳畔也没声嘶力竭的口号声。不多时,在一片欢呼声中,书籍在火焰中化为白灰,飘上半空。


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的《白毛女》连环画


1973年,十岁后,父母每月给几块零花钱。几乎每个周末,我都坐公交车,从东区赶去南京东路新华书店,毛主席手书的店招,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。1972年,尼克松访华,国门支开了一条缝,但国民仍无真正的书可读。书店都是闭架的,像当年的商店,都由服务员把持着。他们身后是书架。隔着玻璃柜台,你想看哪本书,指给服务员看,让他们从架上取下。印象中,服务员的态度,多半脸色漠然,不耐烦,把书啪地抛在柜台上。后来,有了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,还有《艳阳天》,都是革命小说。明知道没有什么好书,仍每周六准时去新华书店报到,摸摸书皮,也好。


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和《艳阳天》


那年头,书店里没书。但地下有手抄本汹涌流行。小学五年级时,曾从同学处偷偷借过几册,有的是蓝印纸复制,多半是手抄。有的硬抄,有的是软皮练习本。一本中,常有多人字迹,都是手抄本的地下志愿者。读过的有《一双绣花鞋》、《玫瑰香奇案》、《第二次握手》。封闭枯萎的年代,惊悚的故事也是难得享受。按照当年的国家规矩,长江以南,冬天不供暖,三九严寒的上海,室內外一般呵气成雾。贴着体温捂热的被褥,穿着厚衫,就着手电筒,通宵读完,而后地下党似地转移到下一位同学。除了严格按时奉还外,有时还有抄录下一本的义务。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罕见的。当时流行的手抄本有16种之多,其中《第二次握手》读者据说有数千万之多,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囗。


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


文革后,邓小平复出,第一批禁书于1978年开放。当时称之“重放的鲜花”。第二批书开禁,在1981年。国家共动用2400吨战备纸,重印了230种中外名著,有小说名作,有学术经典。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,一有新书消息走漏,就有通宵等候的漫长人流,长达数百米,蔚为壮观。我买到过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、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、《欧也妮与葛朗台》、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。还有构成我们这代人集体记忆、至关重要的一套书——《自学考试丛书》。挤在队列里的每个人,无论男女老幼,都是营养枯竭的知识饥民,在一场大灾难后等待精神与灵性的雨露。


那是对知识饥不择食的年代。你若走访当年七人同居的大学寝室,很难判断主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。物理系学生的床头书里,完全可能找到斯宾诺莎、罗素、休谟和康德。那时,革命的废墟上,学科和学科之间几乎没有壁垒。我们横冲直撞,只为求得知识。是书连接了我们与世界。当年的宿舍严格以系科划地为牢,但并不妨碍我交上数学系、物理系、生物系的朋友。


几年前,我在伦敦家中整理寄回上海的书,把要处理掉、捐给慈善机构的几大袋书放在门外。半夜,居然鬼使神差,舍不得,又悄悄捡回几本。我们曾是知识的饥民,对书、铅字的饥饿感已刻入骨髓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上大学时,我们很羡慕哲学系的男生,因为他们最会用书本与知识忽悠女生。哲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与荷尔蒙。


淘书与旧书店


我最早的中文藏书,在出国留学后,多半散失了。万里之外,伦敦运回的数千册书,都是在英国慢慢积累的。英国书贵,穷学生消受不起。英国旧书店多,渐渐养成淘旧书的习惯,以至成为癖好。藏书中,约有80%是淘来的旧书,余下的20%才是新书,部分是传播学、社会学相关的专业书,部分是自己喜欢的作者,比如米兰·昆德拉、爱德华·萨义德。还曾用昆德拉的小说练过译笔。其它新书,多半是朋友、同仁的赠书。多年积攒,也很可观。我常在旧书店里淘到流出的作者签名本,惊喜之余,又为作者抱屈,有些难堪。从此立下规矩,不让礼赠我的签名书流落在外。


我的藏书,并无严格的系统,有些即兴或随意,但脉络和重点还是有的:英国新闻史、BBC、英国媒体管制、新闻机构史、记者史、媒体指南手册,这些领域我收藏了些好书;传记,特別是新闻、媒体、学术及文化界的领袖;最喜欢的还是收藏的笑话集、幽默和漫画。这么多年,它们对我的心智与精神健康颇为重要。


低落时、冬季阴郁时,一则幽默,如同一缕温润阳光,安抚心田。我淘得的幽默书,遍及诸多国家与民族。我曾迷上犹太族的幽默,从中发现了自嘲的残酷与庄严。有一阵子,我读英格兰人编选的爱尔兰笑话,再读爱尔兰人编的英格兰笑话,终于悟出偏见与敌意在幽默面前是如此无趣,不堪一击。最快活的一刻,是读幽默书时。不过,再好的幽默,并非全球通行,特别是黑色幽默。这方面,我有惨痛教训。常听到这样一句话:只有是民族的,才是世界的。这句鬼话,听不得的。


公元前1600年之前的古埃及笑话


一个城市,若没有好的旧书店,就很难进入伟大之列。旧书店是文明的暗码,不起眼,隐在背景中。旧书店是两情相悦,卖书的与买书的。


依我看,一个地道的淘书人需要以下特质


一、高度自律与死心眼。对邻近的旧书店、慈善店定期明查暗访,一周或半月一次;


二、体质优良,有耐力。淘书是体力活,特别是对腿力和颈椎的压力。每次淘书,短则一小时,长则半天。找书时,须目光炯炯,精神专注,上下左右四顾。书架上的书多为直立,书名得歪着头方能看清。时间久了,对脖子是一大考验。我一般用它来做健脖操,一举两得;


三、须有探宝与竞争意识。淘书就是探宝。淘得越好、越便宜,越有成就感。在莱斯特大学读书时,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冯建三学长,台湾知名学者,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资深教授。我们时常趁对方不备,暗访当地旧书店,掳走新到的好书,而后借机向对方炫耀战利品,尤其是以白菜价觅得漏网的好书时,更是得意,以察看对方的嫉妒、失望表情为乐。建三比我早完成博士,回了台北。淘书时,对手退场,竞争不再。我虽身心放松很多,但也少了乐趣。


算上慈善机构,伦敦足有几百家旧书店,面目不一。有的满目书尘,有的必须踩着高高的木梯,顶着天花板,在书架上找书。在伦敦逛过的旧书店实在不少。读过海莲·汉芙(Helene Hanff)的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(84,Charing Cross Road),那就是伦敦旧书店的味道。汉芙住在纽约,想越洋找有关英国文学的绝版书,伦敦古书商法兰克·多尔(Frank Doel)成了她的救星。这本书是他们之间数十年的书信录。


海莲·汉芙的签名照
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中译本


多尔的书店Marks & Co 就座落在查令十字街84号。这本传世之作还被改编成了电影经典。安东尼·霍普金斯出演书商。我见过的英国旧书商,印象中,他们多半清瘦(别问为什么,只是小样本统计而已)。书店的门,吱呀一开,门铃就叮咚响了,书商或者伙计多半在忙活着整理书、标价、上架。老书店,多半偏暗,很少明晃晃的。老书得配上古旧的光线,才对味。他们神色客气,并不过度热情,礼貌中带矜持,问一句能帮你什么,不没话找话。如果你想清静地独自翻书,他就隐身,像英国大家族的管家,隐入背景,有需时他才现身。不同的是,一个伺人,一个伺书。
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电影版,安东尼·霍普金斯出演书商法兰克·多尔(站立者)


这三年,每年寒假我都到美国南部休斯敦小住。休城以航天、医学和能源业闻名。我有个习惯,每到一城,至少寻访一家当地旧书店。系友贺红扬在休城定居20多年,为我找到一家叫Kaboom的旧书店。


作为旧书店,Kaboom应算作是大号的,整整两大间,足有两、三百平米,店内共有八万多册书,排成队,长达5英里。书商叫约翰,60开外了,高大,嗓音厚重,是个美男子。他跟我说过书店的来历:自小是个书虫,结婚时个人藏书已可观,新婚太太抱怨家里小放不下这么多书,最终约翰舍身护书,决定自己开一家旧书店。书店的第一批生意就是他的几千册藏书。这一做,就是一辈子。


约翰和他的旧书店Kaboom(作者供图)


老板约翰总在。他是一人团队,加上邻居的一只老猫,每天中午准时报到午餐。这个寒假,我仍在休斯敦小住。去他店里看他、买书,已成一年一度的仪式。我问他生意如何。他说还行,每年书的周转率保持在15%左右。我算了算,八万多册书,一年要销掉一万两千册书。我问,书商里,他属于哪个物种?他说,旧书商有两类:一类,希望他的书尽快流转,快卖出去,再补充新的书源。他是这类,对书没有占有欲,把书店整理得妥贴,编目清晰,方便读书人找书。另一类书商,爱书如命,潜意识里怕他的书卖出去。这类旧书店一般杂乱,满地都堆着书,顾客几乎找不到想要的书。这类书商很享受顾客求助的眼神。对你遍寻不得的书,他可以变魔术般地从某个书堆里唰地抽出,送到惊喜的你跟前。这类书商,可能生活优渥,只是养着旧书店,享受这种指点江山的优越感,一种掌控知识的权力感。


约翰的书店,有不少规矩,善待读书人,但对进书店闲逛、嘈杂吵闹的就不待见。每次请他找书,他从不用电脑检索,全在脑子里藏着。若他记得有存货,他就直奔某书架、某几排,命中率极高。如果没有,他就直接告诉你。每次我去,都至少待上半天,买走一堆书。从这个书梯到那个书梯,我先初选,再精选,最后再终审。他让我把拣剩的书放在地上,他会自己上架,放回去。若书缺货,他会记下,帮你找。我明知他的书有点贵,eBay和亚马逊上常常更便宜,还是愿意去那里。都不光顾,旧书店很快就死了。听约翰说,美国各地的旧书店一直在萎缩,好像全美旧书店协会有统计。经济学常常解释不了情感需求与物理接触的价值与价格。在我的城市量表里,旧书店是个关键指数,几乎与剧场、博物馆、图书馆同等重要。灯火暗淡的旧书店,恰是一个城市的光亮、温情和遗存。


约翰和他的旧书店Kaboom(作者供图)


旧书店里,每打开一本旧书,上面多有签名。有的是礼物,甚至情物,写有送给谁,何时何地,加上留言,私密地透露有关书主人的点滴。那是以赠书为时尚的旧年代,不像现在的微信红包。每本书,都有自己的行迹。觅到好书时,即使自己已有收藏,常放不下,一概买下,送给可能喜欢或需要的朋友、同仁。英国文化研究大家雷蒙·威廉斯的一些名著,如《Communications》、《Long Revolution》至少买过五册。


上世纪末某年,在伦敦一家古玩书店,我看到1895年版的英文版《李鸿章传》,作者是英国驻华外交官Robert Douglas。这是西人所著的首部李中堂传,要价不菲,印象中,近100英镑。学弟吴晓波研究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民族企业,我把书转赠他。他珍惜此书。过了几年,告诉我,说书已译出,待出版。之后又没了音讯。后来得知,此书审稿过程中遇到些麻烦。原计划在李鸿章逝世110周年出版的,只能推迟。好在最后放行了。身后殊荣,李中堂地下应有知,也不枉我和晓波的一番努力。


Robert Douglas《李鸿章传: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“裱糊匠”》


阅读与书的饥民


我们这代人,幼时是书的弃民,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。读什么样的儿童读物,就有怎样的童年。我的童年,中国还锁在世界的大门外。记忆中,我在小学订阅过《红小兵报》、《红小兵刊》。唯一读过的童话,是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它之所以漏网,是当时用它批判资本主义的万恶。那时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一个音乐广播剧,名叫《小艾莉的星期天》,讲的是一个西方的贫穷家庭,父亲失业,为养家谋生,不得不去动物园假扮大猩猩的悲惨故事。后来读爱尔兰笑话集,意外发现这则广播剧居然由一则爱尔兰幽默改编而来。一则笑话,变成制度的声讨,或是文学史、艺术史上最奇妙的文体翻转。


197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


与很多同辈人一样,我是在做父亲之后,才慢慢捡回一半失落的童年。幼年时该读的很多小人书,最后是以父亲的身份读完的。给孩子讲睡前故事,才知道格林兄弟的童话是怎么回事。


我们这代人对知识的饥渴几乎是生理性的。对深重的知识的残缺,我们是自卑的。与我同期留英的一位复旦校友,去剑桥读经济。一次去他家玩,发现他在分期付款买一套百科全书。他说,在正式做研究、写论文前,先要补齐一个正常人应具备的基本知识,艺术、音乐、绘画、动物、植物、大自然。若没有基本的知识与学养享受人类的创造与文明,我们又谈何为人类与世界效力。他一直拖到很晚才确定他的博士论文选题。我理解他。


去年在牛津客座,淘得不少好书。我最珍惜的一本叫《牛津荣誉录》(Oxford Roll of Honour),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者名录。我在Oxfam旧书店购得的,花了10英镑,精装,683页,1920年克拉伦登出版社。书中提到,一战爆发后,共有14,561名牛津学生和教职人员服役英国皇家陆军和海军,奔赴前线。名录按学院排列。每位服役者,都有专门的词条,包括姓名、所在学院、专业与学位、入伍时间、部队番号、军衔、开赴的战区/国家、受伤或阵亡时间。



这是一本青春矢折的生命记录,也记录着知识人的担当。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,说的就是这种心灵上的贵族精神。荣耀与特权,更多的是意味着责任。我时常在案头翻阅这册书,读几个词条,字里行间,体味生命之脆弱与短暂。这册蓝皮镶金的书,像一个灵魂的墓群。记录了,它才存在。


书中的词条(作者供图)


我们正在渐渐告别印刷,走入电子书、数字书时代。我也看电子书,知道印刷文明的大势已去,但我们这代人对书的执念刻骨铭心,无法全心拥抱人类正进入的“无手稿”时代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,我们得认。我们是印刷文明的产儿,无论被宠幸,还是曾被遗弃,已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,难以割舍。


近年来,不断听到有关中国人读书的统计,好像读书量一直在下滑。诱惑太多,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。现在书丰富了,译著也多,书在争抢读者。因为闭锁与无知,我们曾是书的饥民。但在有书可读的年代,如果不小心,我们仍可能沦为饥民的。


一个国家对书的态度,或也映照它对世界大势的判断。历史上,对书和知识最饥渴的年代,中国最包容、进步也快。物质生活的优越与旅行便利,并不一定让我们更能睁眼看世界。孔夫子主张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想必他心中自有方向,有地图导引。我怀念八十年代读盗版书的年代、怀念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彻夜排队求书的年代,怀念为一篇报道、一本小说、一篇报告文学举国阅读的年代。已故的周有光先生说,不要从中国看世界,而要从世界看中国。他活了111岁零1天,历经五个朝代,读书一辈子,终身思考中国的命运。他的悟道,得信。


2019年2月写于美国休斯敦

作者的新著《牛津笔记》将于近期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,敬请关注